茱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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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糕大屿山和住在它上面的细菌
文/曹疏影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得学会寻找被它暂时遗忘的东西。在香港，大屿山就是这样一处。

一直高兴自己搬来香港后，就住在大屿山，别的地方，九龙尚可接受，港岛则会难受吧。车水马龙不夜天、国际资本和江湖义气，凡是主流香港所有的，大屿山都与之相反。它有波光，有林涂，有渔农有偷渡客，也有“浪浮子弟”，我是说那些隐居或半隐居于此的吊儿郎当人，有的做艺术，也有名，却未必靠此生财，当不得真。

这是一个狗牙岭挨着红花颜的大屿山，既粗朴也声色，有藤蔓钩连的亚热带微型丛林，没有蛇，却有长黑白冠的小鸟、红环纹蜘蛛、蓝碧晶黑的大翅蝴蝶、滩涂鱼、红灰蟹，东北边机场附近海滩上的白鹭鸶，被起落的飞机和连环吊车吓得往西往南。雨天之前，蜗牛全出来。

可是大屿山不是一家生态动植物公园，它的植物乱生放养，即使是深冬，也不往苍翠里长；它的动物倒“文明”——已经全都是名副其实的“小”动物。大屿山，从没有人的时候、没有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是伶仃洋上静静一座岛屿。所有岛屿都是陆地的遗嘱，兴沦与生灭都过于高亢、紧密了，岛屿们却散拍，低频，自顾自地走音。在大屿山，自由是你攀过涧石、看见一丛丛野生的紫罗兰；是你走在山坳里要歇脚的时候，从一家杂货店寻到了过期的啤酒；是出产十字牌牛奶的修道院里一名胡须过腰、喜欢上网的老教士；是梅窝银矿湾的沙滩上，一只土狗趴着看云看山，看着看着，就和山背后再背后，愉景湾沙滩上的那一只，一起睡着了。

而旅游书里介绍的，那个有着一尊金珰珰大佛的大屿山，其实是很未来主义的。听说五十年后海面上升要淹没珠三角，就也想象被淹没的大屿山，曾住过的人，曾有过的一切，都和大屿山的花纹一起，浸入深海无穷尽的花纹里，无穷尽的勾连和曼妙，重新住起来，大屿山依旧携带着他们。只剩一尊金佛在空荡海面，一切都如佛的嘴角，似笑也无。

十几年前修赤腊角机场，填海，当地的卢文氏树蛙被集体迁居南丫岛。之后兴建公屋居屋私人楼，楼价涨了又跌，又跌又涨，有人在这里赔了几百万，有人继续炒。地铁站修成，往来中环旺角不过半小时，地铁站旁边的东荟城是名牌Outlet，节假日人塞人堵。对了，还有一家高价出售童心、却陆续爆发非人道对待员工等负面新闻的公司——迪士尼。

所有这些，大屿山不说话。

在一个资本当道的世界里，大屿山当然没有理由被放过，前文所说“暂时遗忘”，自然半真半假。但我宁愿相信，大屿山有它自己的办法。比如地铁兴建后，东涌旧码头废弃，有人在上面开了海鲜饭店，夜晚去吃，那总有上百种黑中之黑的山在对面，四周，浮浪在脚下，整艘废弃的轮船在你身边，饭馆老板为旧码头挂上的彩灯泡在很高很高又不过是贴着人间的地方。国际机场此时亮晶晶如一座小模型，被好端端摆在你面前。有十几岁少年少女拍拖，带了双喇叭CD机来听曼歌，在水泥码头的尽头，在这里，你从不会觉得水泥是累赘和衍生物，因为它们在大屿山上改变了态度。

所以，大屿山不是中产们乐道的有机生活、世外桃源，不是教授们的生态样本，也不是成功艺术家的小后院。它是白海豚和白色垃圾都在远浪中现身，难分彼此；是政府要将好好的渔村大澳“翻新”出一模一式岸边咖啡阳伞座的愚昧计划，和夹杂在鱼市场里、收藏了鲨鱼巨骨、津津乐道却也和政府斗智斗勇的阿姐博物馆；是梅窝因农民不再耕地水牛成了流浪牛、但又被渔农署捉去送至屠宰房、一次非“牛”道运送途中十七头竟死掉十六头、但也有牛被“流浪牛之家”赎身营救于刀口之下。

二零零八年十月，香港政府推出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全面开发大屿山计划，从高尔夫球场度假村、主题公园到物流园、十号货柜码头。环保组织、本地社区组织、不想自己居住地被人拿去生财和污染的菜农店主、擅长在玻璃楼宇间进行街垒战的社运青年、因绝望或不绝望而成为中产但也公益的中老年人，都将和政府进行新一轮撕扯和争夺！不过，也许这些也只是发生在我的想象中，香港的社运议题、保育焦点太多，且日益多——曾荫权政府对此倒真有贡献！——而大屿山仿佛只是其中的一块雪糕，冒一些似假还真的热气——

对，大屿山就是一块雪糕，我们都是它上面的细菌，面对一张张血盆也似的大口，也许，我们还来得及冻伤它们的黏膜然后侵入。

to whom,

來到香港，就快四年了。我感覺到的一切，都比初來時極端。我覺舒適的，政府在加速拆換；我覺啼笑皆非的，每周上演四次；我覺濟濟攘攘的，愈加擁擠得嵌入、梗實，人群是一隻手足駢動的巨物，那上空狂風一場又一場犀利。因而恣意低徊，我愿意理解。。（當然，說到這里，我又要補充如摶一個四喜丸子了，香港的好處我也可以數說不盡，我的熱情而靦腆的朋友、敢于抗爭為人真純的朋友、打乒乓踢毽子猜人名的朋友、我的愛人、家、玩鬧、遊行、奶茶、山水、臺風、臺風之前如一方小舞臺的熒光白海面……都在這里。且關於友人的描述，可同時用于大江南北。）

好了，接著恣意低徊那個說。我確實不適應這樣的東西，我無法把一行能寫完的，寫成十行，把一百字已足夠的，寫成千字。詩者而連篇累牘，并不乏見，皆因于人于己，都是連環爆炸。若是把一個動作、一種心情描摹十次，壘砌為長詩？！老實說，我覺得滑稽。

你們叫“長氣”，我這里叫啰嗦，還不只於此，那是人將所受外力的擠壓，向文字傾噴的結果。被別的謀殺，所以來謀殺文字。我雖非語言本體論者，亦懂得珍視每個字。我不是八十年代般地視它們為宗教，但也愿意以此安身。前不久，我還在考慮詩歌於我，本來，我從不把它考慮為一門愛好，因愛好始終清淺，愛好詩的人和喜歡沖浪、喜欢騎單車（我是只喜歡仍像在大學里那樣、左突右沖、對行人友好、對汽車豎中指般騎車的），沒什么不同。一旦條件不在了，愛好就或許轉移，連只寵物的地位都不如。也有友人視詩為宗教、為立命之所，因此說到詩之競爭，竟動輒使用“殘酷”二字，我說充其量，我能用上的詞就是健康的砥礪了。

唯有首先珍視字，才能對它起“先鋒”的用心，既然叫做“詩”，它當然比日常用語有效率，不習慣的字詞使用在一處，比習慣的用法能起更多作用。其實質，是挖掘詞語本來的潛力。文學并非白話如水，才能見意味的。當然如此。也不是句子一味縮減，就可以叫好。你習慣的文學范例，從語言上，都可以找到它的反向，又確為佳作的。文字之引人入勝，也在這里，而不是把某個字單獨排在一頁，就叫做“玩文字”了。

詩是我見過最自由的藝術形式，在監獄里，上刑場前，無法做戲或畫畫，但可以寫詩。即使一無所有，還是可以寫詩。寫詩，甚至連一支筆都不需要。

 

一到广州就觉得很温暖，人和物都放松下来，按照最实际的方式过日子。

这里取“实际”之原意，并非市侩、功利什么的。就是实际。实际的过日子，一定是有点没心没肺，不在乎那么多说道的。怎么才是最实际，是需要想象力的，遵循传统、合乎法度，未必就见得实际。

比如撇下三角形的三条边、三只角不顾，而直取圆心，因为你不需要它是个三角形，虽然它长得确实是三角形的样子，但你也可以认为那是一颗圆心向你表示它所受的伤害。

在广州见到张晓舟天师、溜溜、阿麦荣浩，岗顶买到很多好碟。

 

见到网上卖央视大火的T恤，题词是“英勇的中国消防员”，民心向大被，自古是有的。

 

春天来了，失眠的高峰期又来到了。其实从幼儿园年代就开始失眠，那时最痛恨幼儿园的午睡，搞得人中午睡不着，晚上也就此睡不好了。睡不着时还要闭着眼睛，因为一睁眼肯定就六点钟才能睡了。也可以闭着眼讲故事，直到把自己讲睡了，这个办法比数数有一点效，因为数数就没一次有效过。

 

这是上两个月写的一篇文，贴在这里。

听说北京下了鹅毛大雪，查理又说是小雪。

 

 

 

 

戏剧北京的三出好「戏」

 

文/曹疏影

 

这个冬天再一次教育我们，北京是座乐在折腾的戏剧性城市。它的气温可以在两小时内骤降十度，扛不住这个折腾节奏的人，都在这样的想象力里感冒了。其实，降温前的北京，已经亢奋了整整一个季度，各种戏剧节、电影节、音乐演出从十月以来络绎不绝，酒吧、使馆、文化处、大学、剧场、咖啡馆、画廊、艺术空间，和文艺有关的事一天出现一百件，金融海啸的大浪都扑沉大半个珠三角了，北京还在美酒的泡沫里飞旋，诗意的、理想的、梦幻的、盛装的……每一种都赶在岁末加倍释放着，你们准备过冬，我们就加快花钱，你们的金融越危机，我们的生活就越梦幻。

 只是如今艺术对抗现实的声音不再无限度扩大分贝了，虽还拒绝蝇营狗苟，但昔日的少年心气已转为与对抗中的自己开玩笑。比如说曾参与缔造地下音乐新世纪场景的民谣实验乐队「美好药店」，其新专辑《脚步声阵阵》的首发演出出人意料地选在了蜂巢剧场——一个必须端坐在软椅上观看正前方舞台的地方。无疑，这让美好药店的观众们相当不适，他们多年来被培养定性的一身小酒馆气被一下子悬空，不知道放哪儿好了，只好在剧院上好的木地板上拼命跺脚（而不是鼓掌）来表达热爱。演出的开场白「——娘子，你看我撞了个包！」是为所有想飞者的自白：想要飞得高，总得先撞包，撞包而能乐此不疲，方见其巨大的精神动力。这首《崂山道士》被创作者们题为献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八十年代，它的水墨动画和木偶动画滋养了内地新一代儿童的美学。现场视频就是重放木偶动画《崂山道士》，挑战现世的决心被裹入庸扰混乱的世俗喜剧，老式的材质感和旧式配音，都是那个年代的飞翔方式。

 经过不到十年的成长，美好药店的音乐更丰富、诡异，反讽和解构更趋于戏剧化的表达，也许，这也是他们选择蜂巢剧场而不是一家酒吧的原因。蜂巢是号称先锋的戏剧导演孟京辉一手包办的演出场地，孟的戏剧演员们也以戏剧元素参与了部分歌曲的演出（事实证明，不如不参与），乐队期待和戏剧撞击，找出更好玩的东西。不论这样的构思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至少体现了一种寻找的努力。戏剧性之外，这也是一次总体上怀旧和微醺的表演，微醺如新改编的古琴名曲《酒狂》；微醺如蜂巢的灯光总是保持着糖果色，让你眩进去无需考虑现实和未来；微醺如奥运过后、岁末之前对所有郑重其事、正儿八经的教训和号召都再提不起半点精神的北京。也许这是他们再次尖刻之前的一次休息，也许不是。不管怎样，对于熟悉近十年北京地下音乐的听众来说，这都是一次过瘾的演出，连黑暗中的伴唱者都是周云蓬、宋雨喆和万晓利，他们和台前的小河、张玮、郭龙、大鹏一样，不是歌星，而是那些陪着你一路成长到今天的声音。

 适应于商业社会的理想主义，总是一副有些不甘、但终究光滑的小白领面貌，孟京辉的戏剧是他们的代表。这个冬天到来之前，十年前曾号称先锋的《恋爱的犀牛》推出2008最新版本，并以蜂巢剧场为基地长期演出。无论怎么改，戏的内核没变。它本是号召人们在一切都太实际的今天保留一些不切实际的精神，可惜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气质只得到了一些表面的表扬，整部戏里充斥的还是无处不在的噱头、讨好和沉俗。孟京辉11月推出的实验作品《爱比死更冷酷》改编自法斯宾德同名电影，形式上有先声夺人之势——巨大的玻璃幕将观众和舞台隔离开来，观众只能通过耳机听到对白，表演之外，一个不动声色的旁白朗读、指导着剧本的进展。不过，在突出的形式之外，对疏离和爆烈的呈现力度还嫌不够，尽管这已经足以引起看惯北京人艺剧场传统戏剧的观众关于何谓先锋的讨论。

 和孟京辉的成熟操作不同，只有两个演员、三个歌手的名符其实的小剧场话剧《在变老之前远去》，却给予观众一个清醒的机会，在这喧嚣的寒冬重新想一些关于人生的严肃话题。这出戏取材自青年诗人马骅离开城市生活、到雪山脚下义教的真实经历，马骅遇难后关于他的举动的讨论热闹过，也沉寂过，大多围绕他离职赴滇的心理动机和生活所得。官方将之树立为他们想要的青年榜样——一个「雷锋」般的非人符号，马骅的朋友们则在各种媒体上「拨乱反正」，乐道于那个曾在他们身边醉倒又醒来、缠杂又清醒的「小马哥」。而这一次，导演邵泽辉在评说的层面上显得格外谨慎，仿佛他更愿意那些形形色色萦绕马骅的「话语」在戏里保持在刚刚被说出的状态。戏里大量运用马骅的文字——他赴滇后寄给朋友们的「雪山来信」以及创作于彼时的诗作《雪山短歌》，好友在马骅遇难前侥幸拍得的雪山生活片段也被组织为舞台的视觉元素。

 看得出来，导演希望微妙的保持微妙，丰富的保持丰富，有人落泪，有人迷惑，都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导演在创作札记中承认，这出戏，是「为一个远去的朋友而作，为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而作。其实，戏很简单，但，人很复杂」。不知道是不是导演出身北大剧社的缘故，这出戏的学生味还是重了点，对比马骅，戏里的演员帅了些也嫩了些——不过导演也自始至终未有说明台上的两名演员就是你们认识的马骅，如同我们不能对照日日夜夜的记忆要求一出有限空间和时间中的话剧。这出安静的戏，一些安静的句子，在这个过于热闹的寒冬如此难得，让人想起五六年前马骅曾在北京的那些冬天，少了很多精美的表演，却多一些努力和默默相知的人。

在北京看的另一出精彩戏 ，也是英国新潮戏剧展里的第二场，可惜当时不能拍照。

本来，第三场关于田园及反思的也是我非常想看的，可惜错过了。

据说哈尔滨下了大雪，这些天香港到处都是圣诞节灯饰，也就有不少假雪，亮晶晶的，很塑料。

 

如果你觉得木偶可笑 

    “人和木偶能过到一块儿吗？当然不能！”醉傀人酒吧中的“千年配角”这么说。可是他自己，《低处生活》（Low Life）这出戏的一个角色，明明在与木偶纠缠不休——不仅肢体交缠，目光相接，还有情感的撞击。 

    和那种把操纵者隐匿起来的木偶剧相比，盲顶剧团的演员们操纵木偶的过程也是表演的过程。他们并不试图躲避观众的视线，而是和手中的木偶共舞、互怜、相互搏斗。强大的情感动能，令舞台上布景不是布景，木偶不是木偶，人也不是人，他们全都服从于一些起伏有致的情感、造物的诡异逻辑……因此，一个好的观众也很难分清这些情感和道理，究竟哪些来自演员本身，哪些来自被操纵的木偶。而一个不专心的观众，会看到演员们身后同样舞动着的巨大的阴影。 

    这是英国新潮戏剧展的第二个剧目，曾获2005年全英戏剧奖提名和英国《乐》杂志年度最佳剧目，在2006年伦敦国际哑剧节上创出过连续三周演出票售罄的纪录。演出者是英国盲顶剧团，由Nick Barnes和Mark Down创立于1997年，一直延续着演员与木偶同台的戏剧形式。显然，木偶有足够的能力引发观众的兴趣，不仅令人回想童年，还能满足人类通过模仿造物主而获得的天然快感。而在现代生存处境加速深化的今天，木偶不仅是释放，更成为隐喻。正是这些构成了盲顶剧团的直接魅力，在他们眼中，他们不仅是在“挑战观众对木偶剧的态度”，也是在“处理与自身相关的当代问题”，在这方面，“木偶表演可以向观众提供独一无二的生存体验”，“木偶是我们这个时代剧场复兴的激进力量”。 

    所以说，《低处生活》的真正主题并非木偶的栩栩如生、娴熟高妙的舞姿和灵活的道具设置，而是操纵和被操纵。每个木偶人物都被七情六欲、痛感快感，以及人类自以为拥有的那一点点“理性”操纵着，在醉傀人酒吧中买醉的男人和过气女星如此，小蓝偶们的手工“电影”也是：似曾相识的，不仅是高度套路化的电影情节，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中被称为“真实”的生活。那些操纵木偶的演员也和我们每个人一样，被不知什么操纵着——一起发笑、焦急、走神、舒坦或疑问。而所有不动声色的阴影，是宇宙最具威胁力的奴隶。于是，如果你觉得木偶可笑，也就是在反讽中释放自我的处境。 

    没有吊线、体积大大超过传统木偶、角色有着成人世界的复杂甚至世故，这些木偶特色令人想起日本的传统偶剧Bunraku，又称人形净琉璃和文乐（以创作者植村文乐轩命名），《低》的演员们在交流会中也提到了这种日本艺术形式对他们的影响。在不隐藏操纵者这一点上，盲顶剧团走得更远，他们把操纵者完全暴露，姿态张扬，表演丰富，揭示一幕幕操纵的实质，既与之共谋，也与之共舞，甚至通过表情等来反驳肢体的操纵：“游戏”，这个木偶形式的本质，原来并不怎么单纯。而人形净琉璃的形式就相对“禅”得多，操纵者身穿黑衣，很多时却并没有其他遮蔽物真的遮住他们，而是为木偶形成了一个漆黑却无时不在活动的“被操纵”场域。因此，即使穿了黑衣，操纵者的肢体形态还是被观众看个一清二楚，遮匿而并不遮匿，构成人形净琉璃的奇特魔力之一。相比之下，盲顶剧团的开放实验还是与他们口中的另两支西方灵感来源更加接近：法国偶剧大师Philippe Genty与以实验先锋闻名的纽约实验剧场The Wooster Group。 

    剧中垮掉味十足，不仅是它令人心爱的名字，一切都正合老Tom Waits的歌声。后来看到资料，果然有更垮的来源，其剧本源于美国诗人布考斯基（Bukowski）最后一部小说Pulp。这可是个大酒鬼，他小说没读过，但很喜欢他的诗，只遗憾除了台湾的三本，内地尚无任何译本出版，也就希望他的作品中译本快些出版，包括这个名为Pulp的小说。 

弗拉明戈大师Paco Mora上月到北京演出，这是演出前

给北青周刊写关于弗拉明戈的文，演出非常精彩，唯一的缺憾是我那天吃了感冒药，瞌睡打个不停，但还是记住了舞团里的几个胖大妈，她们泼妇般的艺术令人尊敬！

 

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咒语

——从洛尔伽到Paco Mora 
 

  它哭泣，是为了

  远方的东西                  ——洛尔伽《吉他》 

    弗拉明戈的节奏有多少种，吉普赛人的痛苦就有多少种。“弗拉明戈是从痛苦中产生的”，弗拉明戈大师Paco Mora这样说。无边无际的旋律，精密而率性的节奏，肢体与音乐的纠缠、搏斗，这是一种本质上关于存在之“痛”的艺术。

    这痛苦固然来自太过长久的颠沛流离，也来自颠沛流离中对生命的高度体认。他们的表达如瀑布般喷涌，同时也是最深的缄默；持久密集的节拍，会以高度紧张的姿态戛然而止，又霍然迸发。即使最喧闹的响板与脚踏，最高亢的嘶喊，都在参与制造着一种庞然如宇宙的静默，这样的静默下，痛苦与快乐的界限泯灭——对于这些，弗拉明戈这种杂糅了安达卢西亚文化、伊斯兰文化、西班牙犹太文化以及吉普赛文化的艺术有着超然的理解力。

    所以弗拉明戈不说“世态炎凉”，因为那总脱不了一丝抱怨，它看穿孤独、荒谬——这些命运的把戏——却一如既往地骄傲，一如既往的不在乎，安达卢西亚的阳光海岸不是游客们的消费品，而是明亮的咒语，穿越那些能够明白不论拥有什么、自己原是在这世界上浪荡行走着的灵魂。

    看过弗拉明戈的人，无论喜欢与否，都被它的一种“风度”所迷惑，它在激烈宣泄的同时竟是高度的克制，严格地说，这并非什么“风度”，而是对痛苦的一种有尊严的表述，如同西班牙现代大诗人洛尔伽的诗句，巨大的能量总是同时伴随着寒冰般的色泽。

    而最好的弗拉明戈，据说是在安达卢西亚的小酒馆或私人场院里即兴而为，当现实的历练接通祖先的传承，一把孤独的声音开始嘶叫痛苦，也同时把痛苦大口嚼咽。其支持者如张承志，甚至因对这种弗拉明戈的爱而对西班牙大诗人洛尔伽“改作的深歌”评价甚低，认为“远不能与原始的弗拉明戈同日共语”，因为洛尔伽的诗作是“一种匠人的技巧”，“无法与弗拉明戈天然的语言、无法和民间传承淘汰的结晶比拟。”张承志是我一贯尊敬的作家，我很理解他对这种“真正的”弗拉明戈的爱，但将“民间”等同于“天然”，“创造”等同于“技巧”，却实在是一种粗糙的艺术观念，严格来说，甚至是对诗歌的蒙昧。而且，弗拉明戈的音乐本身就来自对“深歌”的改造和传承，艺术何来更“原始”的穷究呢？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洛尔伽的经典诗作都堪称人类曾有过的最美妙的诗歌中的一部分。他以弗拉明戈、深歌为基础创作的诗作在西班牙以及西班牙以外的地方广为传唱，上世纪三十年代去到西班牙旅行的戴望舒，就是在这样的“洛尔伽”氛围中（“广场上，小酒店里，村市上，到处都听得到美妙的歌曲，问问它们的作者，回答常常是：费特列戈，或者是：不知道。这不知道作者是谁的谣曲也往往是洛尔迦的作品”——施蛰存在《洛尔伽诗抄》编后记所引戴望舒的话）受到感动并把他介绍到中国的，这是不是中国和弗拉明戈的最早接触我不知道，但无疑是中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从语言和节奏上接触深歌这种西班牙艺术。

    洛尔伽所处于的环境和年代，并非一个传统吉普赛人的语境，而是现代与古典、本土与他者间不同能量的撞击，而他对弗拉明戈的热爱（24岁的洛尔伽甚至和朋友举办了一场“深歌节”）也和吸收、消化，相辅相成。是的，是“消化”而不是“改造”。通过消化，洛尔伽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对欧洲主流诗歌传统的明显叛逆，非理性的想像力呼应着他同时代的其他西班牙大师如布努埃尔和达利，但诗人本身对命运神秘性的强烈执迷（也和弗拉明戈的传统主题相合）使他超越了一般超现实主义者的游戏，而摸到命运本身的咒语。于是洛尔伽把已经融入他整个写作中的吉普赛营养以《血婚》等诗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更加完美地把他的诗歌主题直接和弗拉明戈舞蹈相结合，把两者都转化出更强大的能量。而全世界，无数人都是通过《血婚》的一再被改编、上演，从舞台上、镜头里接触到弗拉明戈的。这些舞台上、镜头里的弗拉明戈，经过编排，与情节相互消化，是为演者和观众的另一种体验。小酒馆中的歌者是表达，而后者是表现——面对其他的文化、脉络、语境寻求自我与交流的努力。

    Paco Mora也曾在2007年把他以及他的舞团诠释的《血婚》带到北京，名字是《吉普赛婚礼》。在纪录片中，我看到那是一场相当“异色”的弗拉明戈，强烈的光效和概念化的色彩赋予这则久远的故事一种光滑的“电”感，也提升了故事的速度，而故事可感的部分多少被类型化，舞者是在更加原型化的情感之间把握自我与这种原型之间的尺度。或者说，他们要做的，并非是在表现，而是处理弗拉明戈和吉普赛人的情感在今天的处境。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印象，但也因此，我更加期待看到今年11月Paco Mora的演出——他将带来他的家乡马拉加的弗拉明戈。这个自述“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就开始跳舞，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还是会梦到跳舞。可以说一整天我都沉浸在其中”的男人，被称为“全世界脚最快的男人”，然而，脚快远远不是弗拉明戈的重点，令人更感兴趣的，是一个西班牙舞者的乡愁，如何以弗拉明戈的方式，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因为这不仅是弗拉明戈，也是所有类似的民间艺术形式，在今天的共同处境。 

岁末北京，霎是热闹，看了五六七八场戏剧、演出。

这是给杂志写的英国新潮戏剧展评论，

要想想理想主义在岁末北京，这个主题有嚼头。。

 

 

再荒凉一些

  

这不是谈论荒凉的时代，所以当那个男人使用“绝望”和“孤独”，观众们用阵阵嘻笑回应他。那男人其实也在观众席上，这样的位置导致这样的嘻笑声。因为在他使用这样的字眼提问之前，舞台上明明就在处理他所提问的主题——那时，人们鼓掌，也笑，但不是嘻笑。

 

“她一笑，我就卷进她的笑，并成为这笑声的一部分”，这是诗人T.S.艾略特1915年发表的一首散文短诗《歇斯底里》的开头，一个神经质的男人和一个女人用餐时的内心独白。典型艾略特早期的风格，社交场合的一个男人孤独的内心独白，面对交流的限度，他的“神经质”，其实来自背后巨大的荒原——那里赤贫，荒凉，为繁殖的停滞而焦虑，为生的泯灭而绝对地恐惧，生者不再，而死者最卑微。这是艾略特在上世纪早期对现代都市的理解，越繁华越荒凉，只是其时，冰川更多，森林更密，鸡会走路，制造牛奶的还只有牛……可是，诗人以其敏感说：歇斯底里。

 

二十一世纪都过去八年了，今年的“英国新潮戏剧展”的开场戏，就是英国巡沙剧团和冲击剧团的《歇斯底里》，一出源自艾略特同名诗作的戏剧。艾略特的荒凉叙述来到地球加速旋转的今天，当年战争、天灾和人祸的幸存者的后代，成为大都市的公关经理和神经症学者，却依然交流艰难，无论是面对他人还是面对自我。现代发展没有将“荒凉”解决，却只成为令荒凉更加荒凉的催化剂。

 

台上，演员被灯光打亮，那是富裕社会中一对白人男女的神经质，而观众在相隔数米的黑暗中，为他们的举动和对话发笑。这是一出喜剧吗？甚至宣传单上也这么说：“不逊的幽默、生动的表演……”“‘非常精彩……我笑得都流泪了。’——《卫报》”这“泪”是由于大笑过度，还是由喜转悲？可是就有观众在演出结束后迷惑的问“我本以为是一出喜剧……？”

 

是的，它不是喜剧，而是一出供人反思我们生存状况的戏剧。可是，演员们或许不知道在观众的语境中，有一句历史颇久、作用颇大的话：“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人们空虚的精神世界和糜烂的生活方式……”有理由相信这一过去年代的话语方式仍对现在的很多观众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因为就有观众交流时说：“这是一出表现了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社会里人们的那种状态的戏……”一个优秀的状语。于是，观众们安然离场，外面是一个疆域庞大的国家的首都的中心位置，一切都在上升、发亮，金融海啸刚来过，可是远没有西方那么多人为此跳楼，有的国家都破产了，我们却有对政府的强大信心。新饭馆、新展览、新的旗舰店，一天开张一百家，只有新闻迅速变旧，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去理会背后的寒风，或者说，理会了又怎么样。

 

观众是来看“新潮”戏剧的，提问集中在灯光和情节的对应、剧场的空间设置、演员的演技等技术方面，远多过戏剧的内容，仿佛这真是一个“怎么说”比“说什么”重要的时刻，只有“怎么说”，才更容易成为宣传亮点，满足观众对于“新潮”的理解和期待。而“孤独”、“绝望”都是文艺青年的用词，所以人们笑那个男人——都人过中年了，还这么文艺？！他使用的词语被理解为“文艺”——一种腔调而已。一不小心，那甚至是“小资”的代名词。

 

一次制造冷笑话的契机。最冷的，不是戏里的男人和女人，而是那个性别不明的侍者：他（或她）外在的举动严守职业典范，刻板得近乎麻木。但内里却充斥疯狂的噪音和全球性灾难末日的境像。狂风暴雨般的噪音在这里相当出色，只可惜时间太短，后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侍者过早地关闭思想，只成为为男女对谈增加动作僵硬的第三者——戏剧的结尾远未完成开头铺设的动能，也许是干脆不愿完成，或者说，在无可奈何下反讽地抛弃了开头的动能，作为人类可选择的一种对策：“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正当朝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而浪漫主义者如我，本希望那侍者更疯狂，因为他的内心才仿佛艾略特借尸还魂的场所，也是今天世界这一端精神领域的真实的宣判地，那里，赤裸的沙地和暴怒的海啸反复上演，即使这是在一个疆域庞大的国家的首都的中心，人们因为发展的需要而摩擦生热，朝着演员来自的那个社会前进，而到达之前，可以尽情塑造已经到达的自我形象，那些递名片的社交手指们，在暖化的冬天，也不怎么寒冷。

写的时候，迷迪还没被取消呢。

 

明报·租界

 

噪音不需审查 

曹疏影

 

关心社运的朋友对“迷你噪音”乐队肯定不会陌生，其前身噪音合作社，经常参与街头抗争和各基层团体活动，唱出底层的真实，撞击权贵们的耳膜。

 

去年12月，迷你噪音去到北京与郊区打工者交流。此外，还在一家文艺酒吧举办了一次小型演出，希望更多不同阶层的人听到、感受到香港弱势群体的故事和抗争体验。但来的观众不多，我和同去的几个北京朋友都为之可惜。

 

事实上，北京并不缺少不满现实、与之对抗和寻求改变的愤怒青年，但“工农兵文艺”正是他们反叛的头号对象，“人民”、“工人”、“团结”、“斗争”等词汇作为意识形态武器伴随内地人一路长大，也因此成为现实生活中的“耳边风”。因此艺术界多反感以艺术为政治工具的观念，前卫音乐人以探索音乐本体为追求；而歌唱劳动者的音乐又时时面临与官方表面宣传话语纠缠不清的境地和艺术创造力的考验。双方各走极端时，前者视后者为陈腐的艺术工具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后者则视前者为既得利益者的风花雪月。

 

而迷你噪音力求“道”和“文”并重，并想将这样的抗议声音为更多空间中更多听众知晓，其追求和苦心正处于以上两种观点的中间。因此他们打算参加今年的北京迷笛音乐节——这个号称中国Woodstock的音乐节，每年吸引着几万名各地赶来的Punk、摇滚客、Hiphop爱好者和民谣拥趸，其中很多人肯定会和迷你噪音的歌声相互激荡，然而这个越来越官方的音乐节却要求乐队先递交歌词和乐手个人证件副本供审查，面对这样框架中的“自由”，迷你噪音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真正的自由——退出音乐节的演出。

应Z邀写的。 

 

关于新年  

以前构思过一个小说，主角叫“将有闻”，这名字让我着迷，是从“二十四诗品”里拿来的，二十四诗品也是我最喜欢的古代诗论。我设想他是个时间观念与我们相反的人，以过去为未来，以未来为过去，不是词语游戏，而是日常体验的实现。比如，越往前走越遇到缘由，越遇见原初而非变化，其实很多时候我也相信现实就是如此。可惜这小说到现在还没写出来。 

这首诗也可以说是以未来写过去。写的时候我正反复听一首英文歌，配乐是那种典型indie但不脱流行的音乐，一点也不喜欢。但歌者吐字却让人着迷，有一种幽远的踏实感，字单纯地保留为“字”而非嗓音，吞吐如小糕点。于是一边听，就一边写了这首诗。

因为这种感觉和中学新年联欢会是一样的：老师在走过场，同学多在吃喝，我在想着管灯上盘绕的塑料装饰拉花——脆薄而又绚烂。由众多漫不经心达致笃实，笃实得以至难以把握，如同每一点“新”之泽惠。那时我一点也不从容，每一点微小的新都足够我励怀良久，无论是新铅笔还是新学期。 

而如今的熟稔不恰是年少时“新”之体验的来由么？正如若无今日之阻碍，焉来当年之自由，而今次家乡暖冬也不过当时郁积之雪的注脚。现实即开且合，那存在于过去的未来，不是怀想之物，而是诗经所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也是多次梦中所化的冰层下的鱼们，用脊背一路走来的世界。 

  附：新年 

新年庆典结束

所有少年跑出来

积雪仍旧闪烁

清雪又下起

我来到马路对面的公车站

那一年我十四岁

所有语言都是新鲜的

世界如同公车在雪地上也能辨认方向

只要愿意，我还可以双脚轮换

滑行着回家

把无论什么车辙甩在身后

就是那样的那一天

没有什么不是容易起驶，乐于暂停

那一天我喜欢祈使句，它就是杏黄色的

那一天没有风，清雪就又下起

松花江的冰层下，跳动着数不清的鱼 

2007．12．18 

明报·租界·南辕北辙之十

         

准来港爱情（三）

     

曹疏影

         

同是内地来港的M告诉我，06年底所谓内地孕妇“抢占”产床的风潮闹得凶时，她正六甲在身，新闻里外天天有人叫嚣赶走大陆孕妇，她广东话说得不好，又大着肚子，吓得连门都不敢出，出了门也不敢轻易说话。

           

M由上海嫁来香港，住在半山，她本人是知识阶层，但还是受到这样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施之于基层准来港妈妈身上时，就不只是担惊受怕那么简单了。她们因为取得身份证之前不能工作，全家依靠丈夫的薪金。而政府突作下所有内地来港生子妈妈需付四万八港币购买分娩套餐的规定，令月入不过八千一万的家庭负担陡增。很多人终于储够了涨价前的生子费两万元，孩子还在肚子里，却突然听闻要多交两万八，很多人无路筹钱，甚至决定流产。

             

有人问，不可以回内地生么？但香港准爸爸们首先就问：“我也给政府交税这么多年，为什么我的孩子就不可以在香港出生？”更重要的是，为人父、为人夫者，谁不想亲身守护孩子和爱人？还有办理准生证的麻烦、申请来港政策变化的可能……五年半以后才生宝宝吗？而那时很多妈妈已经变成高龄产妇。

               

事实上，如果不是这些问题，很多人未必肯来香港生产。一位准来港妈妈说她遇到的大夫态度极差，听她广东话不好，更不肯多讲一句，如果在内地她至少可以多问几句宝宝的情况。此外还要随时面对对内地人的歧视，孕妇风潮中某报甚至以“今日飞来下蛋，明日鹊巢鸠占”为题，一棒子打死，侮辱了所有生儿育女的母亲。这一切，已经不再是最初一句“我爱你”所能够承担，只是坚毅的爱人们仍然选择了留下、抗争。

 

明报·租界·南辕北辙之九

   

 

准来港爱情（二）

   

 

曹疏影

   

 

结婚证、内地户口簿、儿子的出世纸……Y每天随身携带所有文件出门。她和我说，她怕家里火烛。

    

当年，Y由农村来深圳打工，结识港人男友相爱结婚。和所有港人内地妻子一样，Y也开始了五年半的轮候时间，期间不能在港工作，还要每三个月一次返老家续签证件。怀了BB，夫妻俩选择在香港生产，一来怕政策变来变去，再多申请一人不免多一份麻烦；二来一个普通父亲的心愿自然是想每日放工回家就可以看见刚出生的儿子，夫妻俩想一起看着宝宝成长，应非奢求；三来，中港婚姻在内地申请准生证需要另一番周折…… 

               

然而，Y还没来港定居，爱人却突然病逝。按照人口政策，Y申请夫妻团聚来港无望，而母子团聚来港定居则只有等到Y成为“老人”且在内地无依无靠，才可以来港投奔亲子，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Y也考虑过把儿子带回内地抚养，但她在内地本也属于弱势群体。一般说来,内地农村女性婚后其土地权益和福利都要从娘家注销，转往夫家。而丈夫在香港的Y，在娘家就只剩下一个空头户口，回到农村也不可能靠种田养活自己和孩子。父母年纪大，自顾尚且不暇，更顾不上她。她的父母说：反正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或者，Y可以拖着孩子在城里打工，但打工时孩子交给谁照顾？况且孩子在内地没户口没身份，登记户口又要交钱托人……

               

社工说，你回内地，儿子交给香港的福利院吧。母子生离？中港政策共同导致的荒谬局面，Y每天紧守在身的这些文件——这些爱情的遗物，目前并不能改变什么。

明报·租界·南辕北辙之八 

 

 

准来港爱情（一）

 

 

曹疏影

Z和港男S相爱结婚，S在港工作，Z在内地也有自己的事业；S如多数港人离港数日便“好想返香港”，Z则是80后独生女，爸妈掌上明珠。两人最后还是决定在港买楼安置新家，因为Z愿意为了爱情而迁居。

 

但荒诞也随之开始：Z必须每3个月离港回家续办“探亲签注”，每次办理短则十天，长则半月，这样的日子竟要过上5年半！Z看着自己也有份出钱的新家苦笑，这究竟算不算自己的“家”？而她还要每3个月就为铁路航空“贡献”一次。

 

屈辱也随之而来：Z在内地还算管理层人员，医疗住房等福利保险一应俱全。而长达5年半的时间里，她都不可以在港工作，不受福利保障，这些都损害着她身为现代女性的自尊。没有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家中“地位”也就难讲，公婆若不开明，会觉得来了个吃闲饭的。况5年半空白期后，已届30岁的Z再踏入职场，经验和适应能力都问题不小。但她听闻，外国女性同港人结婚只要几星期就可取得身份证来港。

 

还有孤立处境：来港将Z原有朋友和人脉一刀割断，社会空间缩至最窄。若遇家庭矛盾，先生一大家人，自己则孤身应对。万一遇事需找社工，她也不属于政府社工的帮助对象。还有语言不通，“老爷”“奶奶”已让她觉得自己像地主家的丫环，遇人称曰“师奶”“*太”，更觉得自己莫名其妙成为旧社会家庭妇女。还有气候不适影响健康已经预想到，但没想到看病少则几百，住院一晚三千三。还有……

                   

 

还有爱情？！上述困境难免令Z抱怨，夫妻由小架吵到大架。Z说，如果不是爱情……  

去年夏天和猪仙人、小河去南丫岛，在路边看到的石头。

嚷了半年再去离岛和澳门玩，一直都没有时间。近一个月突然连看书的时间都没了，不知都忙些什么。电影都是抢时间来看。幸好还有香港电影节。

雄仔叔叔来东涌的幼儿园，听小朋友们讲故事。他看看外面的天气说：就讲个下雨的故事吧。

孩子就真的讲了个下雨的故事：“阿妈出街买菜，走着，走着，就下雨了。”

雄仔叔叔转过头对我说：“走着，走着，就下雨了……疏影，这真是好故事呢。”

 

明报·租界·南辕北辙之十一

豆娘与竹笔 

曹疏影  

香港中小学教育和内地相比，虽然很多观念较为先进，方法更加活泼多变，但其核心却相似：都是为现代社会培养就业“产品”，以划一指针进行衡量，其竞争愈残酷，心态愈急功近利。

 

所以当我发现屯门的自然学校时，简直惊喜。这里既没有填鸭式教育和应付不完的考试，也没有人成天念叨自立自主，却有师生共同讨论校内事务、制定公约的“生活会议”。小孩子学习环保，在原来学校里老师带他去参观滤水厂，他毫无兴趣，因为觉得滤水厂“很丑”；自然学校的老师没有耳提面命强调环保，却在他问起“什么是豆娘”的时候，带他去溪边寻找这种城市里见不到的虫子，他终于找到了豆娘，惊喜地看了很久，又放它离去。自然和爱惜的观念在这样的玩耍和发现中埋下了种子，而同时他所得到的还有对美的领悟。

 

我去年曾探访的森吉梅朵学校也是这样一处乐园。那是云南藏区深处一家专为藏族孤儿开办的学校，强调心智熏陶、创造力的发掘和自助助人品格的成长，而不以培养走出山村进城去的“成功”学生为要务。学校是一位女尼开办，故着重藏文化的传承，但森吉梅朵的藏文课不是反复抄书，也没有民族精神的说教，而是由老师带领孩子们找来竹子，削成竹笔，画画一样大大地写字，领悟藏文化和脚下土地的自然联系，以及文字在功用之外的美感。学校还开办了唐卡绘画、藏医常识和藏文格言课，学了不仅传承了传统，还能够谋生、和回到山村里帮到别人。

 

 

 无论是传承传统文化还是开启未来，多一点美和童心，便多一点智慧能铭记在心。这个道理，我们的“导师们”何时能懂？

 

 

 

童话版赫佐格主人公

             ——我家窗口，想飞远的鸟们

 

 

明报·租界·南辕北辙之六

 

 

明星荷索和一个人的赫佐格

曹疏影 

电影节又有荷索新片，在文化中心看到影迷之长龙，委实有点惊讶。的确，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导演在内地哪个城市会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

 

他作品中的那些特质如赤贫中的狂喜、梦魇般的荒凉和粗砺、以及此般境界中对真正的超越梦想的顽固追求，其"非"人道主义色彩再再令人想起美国诗人Robinson Jeffers，再加上侏儒们的怪诞和Kinsky式的疯狂，不仅会吓走商业片观众，也会吓走不少文艺男女。而这些特质在我看来，也和香港的总体文化气息不甚协调。可吊诡的事实是，看他电影的人确是排成了长龙。朋友告诉我，原来电影节从80年代起就一直十分注重荷索，明星大导演这一话语的多年培植，也缔造了许多影迷。

 

同荷索在香港作为明星导演得到追捧相反，在内地这个译名为赫佐格的导演，是近年才出现在盗版DVD市场中的。他绝对是小众的选择，比如北京朋友作家Q，就认其为最喜欢的导演，Q不好社交、天真喜玩，厌恶学院却尤喜在家自己钻研西方古典哲学，其小说也古奥，在避免风格化的追求中成就出一番风格。这样一名作家在这个亢奋的时代中，不啻为赫佐格的一个合适主角。

 

Q之私淑赫佐格也可说是十分北京的方式：真正的艺术大师，总是难以登上什么声势浩大、公开的、群众性的场合，这使得他只给少数真正热爱他的人带来一种秘密的、纯粹的快乐。甚至有可能惟其秘密和少数，而更加快乐。

                                                                        

说道终归是说道，就算有一天荷索真的成了畅销导演，我们也要和大家一起去看它。能在大银幕看见荷索电影，对于渴望他的人来说是一种奇异的幸福。

 

 

 

明报·租界·南辕北辙之七 

 

 

去北京分个手 

曹疏影

一对关系不稳的恋人去北京，多半会分手，因为北京的诱惑和机会太多，风气也开放；租房便宜，独立空间来得方便。而一对不稳定情侣来香港，多半就难分，因为房租昂贵，两个年轻人收入加起来能解决房租与日常用度，已属不易；况且民间风气也趋于追求稳定，家庭观念尤重，时或保守。 

每年每月，都有大量年轻人涌入北京，求学工作混世界，又有大量人离开。背井离乡，聚聚合合，随时随地随人而安，适合喜欢冒险或追求幻变者。北京单身朋友真的很少，非单身且另有情人却很不少，文艺少男少女多，艺术家更不乏群居群宿。香港单身朋友相对多，遍及各个年龄段。年轻人进一步发展要提前预订离岛度假屋，要设计行程与算时间。多些艺术家各善其身，band未夹完竟已接到阿妈老婆电话笑着回家喝汤。 

但香港行为保守的同时，性别观念却较为先行，更多人自觉表现得“政治正确”，至少中青年日常交往如此。或有自嘲说香港就是这样比较没“火气”，倒也来得清凉，适合厌倦热闹者静心过日子。 

北京的“火气”集中宣泄于情爱，而欲望流溢的背后性别观念常相对保守：哥们儿见面吃饭甚至无需介绍各自女友姓名；异性好友通常也互称“哥们儿”，仿佛女方唯有换了性别才获得不致令人误会的“纯洁”友谊；Pub演出、诗歌会、艺术展览中，除非已经混得脸熟，否则男画家、男歌手、男诗人身边的面生女人，90%会被认为是欠缺主体意识、以获得男偶像青睐为荣的“骨肉皮”（groupie）。  

明报·租界·南辕北辙之二

 

 

小隐两种

 

曹疏影

 在E的铁皮屋院子里喝茶弹吉他，山坡郁郁，水低流，一个晚到的朋友被猴子追得有趣。去年这个时节，我正在北京，坐两三小时的公共汽车到西北的香山去探M，她也有一个小院子，月租金三百，在香山脚下，樱桃沟和废名的塔后身都离着不远，她在院里铺小石子，种芍药，煮云南菜给我吃。

 M是从江南来北京的女诗人，E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男作家，专心写作之外，都在杂志里谋生，但E刚刚辞职，算是先行一步。他们都为自己觅得这样出尘离世的好住处。

 细想起来，E的交通更方便，小巴五分钟就是地铁站，已全是另一个世界。香港有一个好处是山谷水溪和人烟都市随时杂迭，随时入世也可以随时出世，随时更近“生态”而远离刻意的“绿化”，只要你找得到那一条龙猫回家的林中路。

 北京则是摊大饼格局，三四五环下来，热闹喧嚣挤在一处，但M的院子也因此拥有更广大的背景，山峦外又见山峦，鸟还花落，虽然同在北京，却一得“落木千山天远大”的境界。但也必俭省着出门，出则如穿州跨省，东西镜像尽览。 

两个城市的隐居地各有各的风味，折射出各自对非主流生活的不同容纳方式，其间差异也如他们的工作：M任职于人文地理杂志，其工作或是去贵州寻觅野人，或是去东欧寻访吉普赛，都很合她野趣与风流兼修的心性；香港极少这类刊物，E先前主编某雅皮杂志，却也可以嬉得如此，更近于传说中的LOHAS。可惜如M者在北京买少见少，而香港的很多朋友听说了E的铁皮仙境，都报名排队，等着成为他的邻居。

  

E的背影和玻璃屋

 

又，去M家那天，只是用Holga拍了两张，后来都忘记冲了。

自从我的Petri快门坏了，用胶片拍照后就常常不记得去冲洗，兼之冲洗越来越贵，兼之香港冲不了黑白片，彩卷也要拿去中环冲。。于是看不到自己拍的照片，又或者冲出来看到却已经不记得在哪拍过，又或者去北京前捡到不知何时拍的两个胶卷带去冲，却两个月后再去北京时才去取。。。真是非常“禅”呐！ 

 

明报·租界·南辕北辙之一

非典型交流 

曹疏影

L终于要去北京了，三年前她已有过这念头。我知道，L将给内地不少人心中的「香港女人」形象带来冲击，因为她不精致、不八卦、不好名牌、不势利，「捱得」（能吃苦）却未必用于工作，做艺术却不是那种不愁衣食、今天有个mood就做个小工艺品拿去参展的艺术潮人。内地流动性大，年轻人从外在经验到内心架构皆有较强的漂泊性和闯荡劲；很多香港人则「挂住屋企」（牵念家），读书、结婚、工作、终老，守住一个城市。而L二十年前十八岁不到就已流浪欧洲，一路帮人冲胶卷和放照片赚旅费。

根据地域、阶层、性别、职业等外在差异盲目树立他者，以求自我的确立，这种粗暴和懒惰，各地皆有。记得初来香港，便见《明报》某专栏大叹港女难嫁实因内地女人要求低，又懂讨男人欢心，字里行间全是偏见，询问得知作者竟是位女学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研究范畴竟还包括女性主义。方知港人对内地人尤其是内地女性的偏见，不仅现于市井，也现于学术界和文化界。几年下来街头巷尾亲身感受良多，也曾听港大朋友说及某自封「左派」的教授竟同时歧视新移民。又眼见一些新移民刚领上永久身份证，便转头歧视起更新的移民。香港社会的开明平等之路，真是任重而道远。

确实，L在北京也会遭遇类似的事，但我也相信，终会有些起初不自觉感染过偏见的人，可以拍着她的肩膀说这个香港女人倒是有趣，一面大笑一面就引L为好哥们儿、好姐们儿，因为我在香港也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朋友，是谓南辕而北辙，一场文化交流的好结局。 

上月在北京看“云门舞集”，其实最想写的是《挽歌》和《云中君》。
《水月》也很喜欢，回家在DVD上又看。

上两周父母来看我，回去前做了一大堆菜叫我慢慢吃。
妈妈走前写了一封信夹在书里，上面说：“屈指算来，你离家已九年。”


水月之魅

曹疏影

舞蹈结束后，谢幕的人谢幕，他们的影子在舞台上空的镜子里兀自活动，摄影者才敢举起相机，摄取这影子。影子来去，不管构图。
然而舞蹈时没有影子，舞者就是彼此的影子，画面无时不平衡，似乎能量在守恒，千变万化，影子随时从影子中挣脱。庄子说，罔两是影子的影子——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当你是罔两，我是影子。若你是影子，我便是空无，水月之魅。恶识所以不然？
这一次，作为舞者们体验「空」的方式，肉体在挥发，水月中的身体像极了威廉．布莱克：但布莱克画中的身体是呵气成形，水月中的身体却是扎扎实实的肉身——散化为气，是布莱克的反向。
天幕上的水影泛动，若布莱克此刻从画桌上抬头，定能看见。寂静。滴水。
然而那一只脚之后的寂静留得不够久——
它撤去后(不是消失)，灯亮起，是金黄大一统的保利剧院，观众重新看见自己，记者重新跃跃欲试，相呼晚饭者磨牙，维持秩序者微颔，空调吹干白日的汗和泥……水月之魅乃不是「竹梦」——那时剧场人出来扫雪，吹笛人继续吹，复被请下台，大家努力做一个好结尾；而水月之空，不过人世。

春游记梦

曹疏影

你梦见波提切利的油画《春天》，你曾为之写下：「哦，到处都是无可依恋的目光/黑暗中的繁花和果实，薄纱中的/丰润躯体，都不能让它们停留/而密林中冲出的黑暗的天使/要把咀嚼春天的死亡花瓣的人带走」。
十二个女舞者挥摆裙裾，华服下取消性别，华服如鬼魅，披上「披」这一动作。肉体的舞动取消肉体，色彩的舞动取消色彩。身体末端抑止身体，脚趾点醒这一刻，这一处莫名方向。
十二个女舞者挥摆裙裾，好像要奋力挣脱舞台上正四处弥漫的黑暗，而黑暗竟随裙裾翻卷成浪涛，吞噬了舞者，咀嚼成一万片花瓣。
于是我梦见我是园子中的年轻人，从自己冰冷的汗水中跃出，跃进浪涛中，仿佛一尾鱼，我的锦绣集于胯下，那是绿和红，其余则赤裸，赤裸如赤子。
我梦见披挂大红牡丹的骷髅，我知道艳粉敷于骨。
你梦见艾辛多夫的诗：「当年我心急如焚，驱使我跨入广阔世界，乐师们正在演奏，我却跌倒在田野」。
这是春天，诺大的田野，吹来了焚烧罂粟的热风。如此的热，即使白衫，在你的裸体上仍是挂碍。即使梦是空，但梦仍是挂碍。桃花瓣，沾在你因舞动而出汗的身体上。我和你一同蹲下，世界便倾斜了片刻。

帮杂志写的，写完才发现自己看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不哭不笑的。

 

 

大哭与大笑

 

文/图：曹疏影

 

让人大哭的电影——《马路天使》

 

    无论人、爱情还是命运，“美”的被摧毁是电影中的头号催泪弹。但无疑，这一招很难搞定那些经验型观众，他们会问还有什么更狠的吗？来吧，那就是连平凡、卑微或不美也横遭侮辱和摧残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马路天使》的主角既不是撒娇得令人发指的周璇，也不是专职忽闪大眼睛的赵丹，而是那个终其一生也只是得到性病和嘲笑的妓女小云。在电影的逻辑里，她的死玉成了其妹和小陈（赵丹饰）的好事——她的死是腐烂到底、倍受欺凌的旧中国的死亡，那腐烂一如她病中溃疡的皮肤；而后者则是新生代，骄俏，好运，可供期待。但有心人自会把泪水留给小云，不仅因为她的低微、她的低微而遭无情的毁损（毁损她的所有力量都如此具有中国特色），更因为她的死实际上成就的不过是一对轻浮男女，他们暂时未除光环的爱情将象赵丹的喇叭一样，尖鸣过后便把世界抛弃在空荡荡里，而他们将分别饰演一个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虚荣的丈夫和琐碎的妻子。

 

 

让人大哭的书——Robert Frank 摄影集 HOLD STILL—keep going

 

    这些经过反复印刷、分散到世界各地的时光断片，它们美的份量在消溶，而拍下它们的人则籍此摆脱那些令自己着迷的时光对自己的折磨。也许，这正是Robert Frank这类摄影师反复出版摄影集的内在原因之一。他属于那类决心承担时光中的诗意时刻的作者，而摄影是貌似保留这些时光、实则消溶并摆脱它们的方式——日久褪色的宝丽来照片则更加符合这一本质，这也是后来Robert大量采用的一种方式。这是作家的方式。只不过不是文字，而是药水和光本身。和成名作《美国人》中那些捕捉天机之日常泄露方式的照片相比，这些照片更旁若无人，它们绕开大路、人群和建筑，从一个空洞直接叩问宇宙，而那个空洞就是Robert的生命本身，藏在他胸前的镜头深处，那里有他的名字，他的第一任妻子哺乳的时刻，他几年后就将死去的儿子，他在蒸汽中的仙鹤标本，他的云、海、枝叶和天空中圆圆淡淡的光影。

 

 

让人大哭的CD——Billie Holiday，Lady in Satin

 

    有人说，如果一生中只买一张情歌专辑，请买Billie Holiday的Lady in Satin。话说对了一半。对的，是Lady in Satin绝对无可替代；错的，是所谓“情歌专辑”如何能述尽戴女士死前一年的绝望——那绝望有如钻石，而钻石也化作她满积在喉咙中的枯枝败叶。被继父强暴、迫于生计做雏技、酒精与大麻、无以伦比的歌唱才华、一次又一次结婚和离婚，所有这些可以成就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当她不久于人世？这些就是这张专辑告诉你的真相。这是一个老女人的最后怨诉——当她唱I’m a fool to want you，喉间枯枝败叶中便有沙砾无穷漫出，那是饱经消磨的欲望最后的存在形式。

 

 

让人大笑的电影——《92黑玫瑰对黑玫瑰》

 

    刘镇伟的电影得倒着看。从一厢情愿讨好新生代兼特技成灾的《情巅大圣》，倒回《月宫宝盒》、《东成西就》，再倒回《92黑玫瑰对黑玫瑰》中的原始疯狂和厚重手工味去。《92黑玫瑰对黑玫瑰》讲述警察（梁家辉）暗恋女作家（邵美琪），却双双遭遇当年江湖奇侠黑玫瑰二女徒（黄韵诗、冯宝宝）挟持，终得以逃出重重机关和情感牢笼，团圆大结局。影片镕铸歌舞武侠奇情机关诸式，以时空不明半真半假拼贴人物戏仿六十年代“粤语残（长）片”全英雄式明星，满足怀旧心理之余亦为本土文化认同添砖加瓦。除了匪夷所思的机关楼，梁家辉的水泥头和黄韵诗的神经拳法，片中对五至七十年代情深款款粤语时代曲的再创造也颇经典——只是从这里开始，你会发现影片也在抢先一步暗示你，搞笑到尽头，怎能不像片中对唱的那句词：“你泪落滔滔我哈哈笑……哈哈哈哈哈！”

 

 

让人大笑的书——Andy Riley，《找死的兔子》

 

一只线条简单的小兔子为了自杀，用尽上百种方法。当然不是上吊跳楼喝药那么老土啦，兔子的方法包括：混在快被发射的炮弹堆里；把头放在法官的法槌下面；去捅树上的大马蜂窝；敲碎水族馆里观赏大白鲨的玻璃窗；还有藏在通了电的烤面包器里等着被烤死；藏在快倒开水的茶壶里等着被烫死；躲在升空的热汽球里扮成一只沙袋等着被扔下去摔死；躲在火箭喷射器下面等着火箭升空时被喷射气体烧死；更匪疑所思的如闪电时拿着一只富兰克林式的风筝等着被电死；撞见外星人猛踢人家小弟弟好被一大堆外星人报仇……这些千奇百怪的自杀方法解放再解放着我们的寻死文化的想象力，一只小兔子做到了人们做不到的事——把恶搞的矛头直接而彻底地对准自己。

 

 

让人大笑的CD——软硬天师（林海峰+葛民辉），《广播道软硬杀人事件》 

 

    和刘镇伟的电影差不多，香港流行文化核心中的反流行文化代表组合软硬天师的歌也得倒着听——从后来那些为长大成人的新中产心贴心减压降脂的柔情曲，听回早年疯狂骚燥天才搞笑的《中国制造》、《广播道fans杀人事件》和《川保久玲大战山本耀司》去。不过十几年，当年的反叛学生已成为中环和湾仔的发福阿叔阿姨，有房有车，也有负资产和银行债，而一代文艺青年的历程也多少和他们相似，不过十几年，自己的“新”已不过是徒令大家加倍怀念自己的“旧”，个中滋味真是颇耐寻味。还是听回《老人院》的“姑丈向下堕”吧，听回《中国制造》中的“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吧——2006年，软硬演唱会没有再唱出这首老歌了，虽然可以理解，但毕竟令人遗憾，软是否更软，而硬已不再硬。

 

 

 

大哭时必备：

 

1．照相机： 

 

眼泪也有年龄的。年轻的眼泪更晞薄，折射度更佳。年老的则更酸咸，也浓稠。年轻时的哭眼没理由一些，它们不皱，歪歪扭扭挤在一处，却“最喜小儿无赖”，出落一派天真。年老时哭与不哭的眼廓和眼角似无大分别，正如大喜和大悲之间的界限。而每一次哭都是下一次的年轻，也都是上一次的年老。所以哭时需要照相机，以拍下哭的样子供日后记取，用作自我钻研的案头资料，而爱好撒娇和勒索的女士更可以向心上人出示照片，增加筹码。尤其这款《大人爱科学》杂志附送的仿莱卡M1型塑料针孔相机，确保有效增加画面泪眼模糊时空交融亦幻亦真之特殊效果。

 

2．毛公仔

 

大哭时有一堆绒毛玩具在侧是十分必需的。这些形态各异、或笑或傻的玩具，具有相当广泛的功能。比如，触感柔润、吸潮力强的可用来抹鼻涕吸眼泪，较普通纸巾、手帕、衣袖更胜一筹；而那些可以一捏到底，刚松手又立即弹回原状的过瘾熊，更是大哭时十指无措、欲发泄而不得的女士们的必备；部分地老天荒笑不变色的玩偶，更是你最佳的倾诉对象，既不会像男人那样要么早早收线要么早早动手，也不会像倾诉热线那样送你一张令人瞠目的账单。

 

3．量杯 

 

大哭一次究竟会流多少眼泪？准备一套型号齐全的量杯是必要的，度量悲伤，由泪水开始。夹到手指而哭，只是盛满小杯子，留着第二天泡进早餐牛奶里，淡淡的咸，伤口也会好得快些；失恋而哭，可以装满次小的杯子，当晚就炖到番茄牛肉里，先用大火开锅，在小火慢炖，当番茄化得看不见时，你的红泪就已经进入烂熟的牛肉里，吞下去为你益补身心了；为理想不能实现而哭，要流次大号杯那么多的泪水，直接灌进嘴里，流过消化系统，变成血液和尿液，告诉你生命是个循环的系统，不能一棒子打死；为人世间的丑恶和凶残而哭，眼泪足够装满最大杯，更多杯最大杯，随便洒在哪都可以，因为我们逃不出这个宇宙，但可以改变它的空气结构，因为我们为之浪费了眼泪，心和头脑却因为挤出这些水分而更加强韧！

 

 

大笑时必备：

 

1． 润唇膏

 

大笑甚防唇裂，尤其是久闷不笑者。平日少笑之人应在自觉笑意降临前快速涂上一层润唇膏，以作淋漓一笑。少笑者本就较一般人灵敏，再加上日积有功，不难感得出即将到来的笑是哪一种。对于那些甘心追求精致生活的人们来说，这种本领非常重要，因为它方便你准备不同样式的润唇膏，这里是几款经典配搭：睁一眼闭一眼式媚笑，红紫色榴莲味唇膏；双眼自然开合纯情笑，粉蓝色藕粉味唇膏；目光迷离式陶醉笑，暗咖啡色蜜枣味唇膏；双目大睁式哈哈笑，大黑（或大红）色朝天椒味唇膏；双目紧闭式似笑非笑，不用涂润唇膏了。

 

2． 摇铃 

 

笑的时候随手抓过一样乐器为自己的笑配音或助兴，会让笑容幅度增大，笑声时间增长，笑意更加持久。俗话说，她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还有什么乐器比摇铃更能配得上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精灵之一——笑声——呢？摇铃不仅和唇膏相似可以通过不同的节奏配合不同的笑，还可以令你的笑声更加引人注意，让你的笑印在更多人的心头脑间；此外，它还具有改善手部肌肉、加强手和脑和面部肌肉配合程度的显著功效；更重要的是，如果谁对你的笑声表示不满，你还可以摇铃同它示威，如果他继续表示不满，摇铃也是一样不错的武器呢。

 

 

 白莽，这个我中学时代最喜爱的诗人，战士。现在仍然是。

从格瓦拉到马柯士

                    ――消费时代的革命行为 

曹疏影

革命从来没有像在今天那么“受欢迎”过，大街上，只要T恤上有个人头的，一半都是切．格瓦拉及其种种变形：女性格瓦拉、人猿格瓦拉、嘻皮士格瓦拉、摇滚格瓦拉，最近因为迪士尼的火爆，还出现了米奇老鼠格瓦拉，剩下的一半之中，又有一半是毛泽东波普形象的种种变形，甚至，还有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 

这是革命的荣耀还是革命的悲哀？首先，生产这些革命Icon商品的资本家肯定是反对革命的，但他们深知革命的魅力；其次，消费这些商品的青少年们，可以说百分之九十都是从审美和时尚角度去使用它们，绝不是革命青年的激情所以，更没想到把审美进化为行动，对他们来说，格瓦拉就是一个摇滚歌星；但革命者如何想呢？革命者无比乐观，格瓦拉的女儿就说过，她欢迎所有袭用格瓦拉头像的人，无论是作为衣饰还是作为旗帜，因为她想要这个形象遍布全球，激励那些也许绝无仅有的觉醒者的斗志，是的，谁能想到，这些穿着格瓦拉T恤的青年中，将来会不会有一个，对自己胸前这个帅哥产生了好奇，继而去寻找他的思想、他的行动，成为新一代的革命者呢？而且，有更多的专业革命者，从格瓦拉形象对消费社会的占领得到了启发，研究出更多利用消费社会宣扬革命的方法，这就是我要在下文讲的故事，一个有趣的故事。

当格瓦拉头像在T恤和各种海报上饱经篡改的今天，丛林革命却仍在墨西哥东南山区如火蔓延。在墨西哥契帕斯省（Chiapas），一支建立于1983年、以保卫印地安原住民利益为首要目标的武装力量——查巴达民族解放军（EZLN）——仍在积极活动着。

一方面，这支游击队隐蔽在丛林深处，其标志是所有成员只以蒙面示人——一块罩住面部、仅露双眼的三角头巾成为他们最醒目的标记；另一方面，他们拥有传统游击队无可比拟的现代科技手段，不仅组建了自己的网站，还在丛林中登录网络收发信件，浏览时事，此外，还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出版和系列旅游产品行销等手段向世界表示标示他们的存在和最新动向。

在丛林边缘的旅游小城圣克里斯多，每年都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观光客。虽然人们在当地仍不可以在公开场合谈论查巴达，但那里的纪念品摊挡上却随处可见与查巴达有关的各种商品：游击队日常所用的面罩和马靴，印有游击队员头像的T恤衫、明信片、海报、小饰物和各种玩具，以及队员自制的录有查巴达民族解放军讲演和歌声的录音带……革命元素也渗入了当地的街头文化，小城街头不时出现成群的模仿游击队装束的青少年。

2001 年，查巴达民族解放军展开了不同寻常的“长征”，他们浩浩荡荡携带武器走出丛林，徒步路经１２个省份，３０００多公里，在成千上万名夹道欢迎者的簇拥下前往墨西哥首府，要求与政府对话，在十几万民众的欢呼中、在镁光灯下向全世界发出墨西哥反抗者的声音，长征者队伍中还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等多名国际激进学者、作家、导演和社会运动领袖。革命，在查巴达那里，除了血肉相见的武装斗争，还以一种与商业消费社会抗衡又利用的方式，壮大着自己的影响和力量。

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游击策略大多出自查巴达副总司令马诃士（Subcomandante Marcos）之手。这位被《纽约时报》称为“第一个后现代游击队领袖”的蒙面领袖自称“副总司令”，因为他认为总司令应当是所有墨西哥印第安原住民。

在科技、商品和奇妙的公开行动之外，写作和媒体也在他利用的范围之内。马诃士在墨西哥及各大域外媒体拥有颇高的曝光率，他写作的宣言、政治论文、书信、散文、诗歌和童话通过网络和报纸专栏广为流传。２００１年，他的文集及及研究专论Our Word is Our Weapon出版。在这些文字中，熟悉英文、法文和墨西哥当地语言的马诃士以丰富的当代政治文化理论知识和优美即兴的文风，批判着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传播着“世界已够我们用，需要的只是重分配”的革命理念。2003年，他们又宣称即将出版〈查巴达公报〉，报导查巴达现状及重要改变。至2003 年，有关查巴达的网站已超过4500 个，马诃士的文章也已被翻译成至少14种语言。

除了漂亮的政论文，令人兴奋的事实是，马诃士还是一名出色的童话作家，在以他本人和一只甲虫为主人公的系列童话中，一只自称堂吉诃德化身、骑着乌龟、挥舞着树枝的游侠甲虫德瑞多，每每在外出游历后回到丛林深处，“吩咐”它的“侍卫”马诃士记下自己闯荡的经历——那些关于“欲望的岩洞”、“棕咖啡色马”、“魔力巧克力兔”、“精神分裂的猪”和经受着“认同危机”的“酸橙”的故事。

2004年底，马诃士又同墨西哥最受欢迎的侦探小说家泰柏（Paco Ignacio Taibo Ⅱ）合作，撰写一部名为《诡异死者》（Mertos Incomodos）的小说，并在墨西哥《日报》（La Jornada）连载，希望再度唤起国际社会对墨西哥原住民的关心。小说预计共分七章，两位作者分写一﹑三﹑五章和二﹑四﹑六章。这是两个彼此独立又关联的故事，马诃士的主人公是一名在丛林中骑驴晃荡的查巴达侦探，泰柏的主角则是其侦探小说系列中著名主人公薛恩（Hector Belascoaran Shayne）﹐两位主角将在第七章来在墨西哥市的革命纪念碑下会合。

作为一名革命战士，马诃士的优秀在于他通过高频率的媒体曝光为查巴达争取最大影响的同时，却又出色地保持了游击队员必需的隐蔽性。仅仅关于马诃士的身份，就有外国知识分子、激进神父、1968墨西哥学运领导者、失意作家、双性恋hippie和墨西哥大学失踪的哲学教授等多种说法。但尽管当地政府百般搜索，媒体争相揣测，除了面罩上方的双眼和查巴达的文字和行动，人们并不知道更多。

准确地说，在今天，他和查巴达已经成为最新的革命符号，除了枪支、面罩、丛林、马匹，他们和这个消费时代的科技、媒体和商品流通之间存在着莫逆难分的关系。一方面，媒体聚光和“图腾化”的商品传播固然使革命经历着符号化的过程，使之陡增浪漫色彩；但另一方面，革命也经由这种种行销手段愈传愈远。在此，无论媒体还是商品都成为查巴达战术之一种：在当地，旅游业商品的开发有效地扰乱着政府监视；而在更广大的世界中，则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广泛的关注；同时，这种手段还点燃了尽可能多的理想青年深藏心底的火种，告诉他们：这个反叛世界的真实存在，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行动起来。

 《翼》后记

 我不只从一位诗人那里听见过对于“女性诗歌”这一称呼的反感，多半是女性写作者，也包括这本诗集中的一些作者。有些是畏惧——在乎会遭到人们的指指点点；有些则看似从“诗”出发——“诗就是诗，哪有什么男女之分？”这种对男女间共存某种普遍性的期待，我要说，是一种听来美好、实则虚弱的幻想。二元的反面不是“一”，而是“多”，如果说普遍，也是差异的普遍存在，任何一个有着足够的感受力和反思能力的写作者，都不会忽略这一点，在生活中，甚至仅仅是当我们想到“诗”的时候。

有时，这个名称被认为是一种抱怨，一种需要讳言的东西，一种策略，一种丧失空气和树的特质的“称呼”，而事实是，当我们说起“人”，想到四肢，甚至灵魂，便同时意味着在海洋和山川之外对它们的辨认，这是残酷的。而《翼》的乌托邦性，在于它仍然反对这种残酷，此外，还加上对尴尬的体认，唯其体认，见得勇气，而这勇气，虽然我不得不承认在一些情况下成为便利或权宜的掩饰，一盘特色招牌菜，但我所喜欢并期待于《翼》的，是它目前为止仍未被以上任何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阴谋收编，它不是原野中的一只坛子，一次专场朗诵会，而是树冠中影影斑斑的差异，是让风吹过并更新了它。

编选《翼》的过程是愉快的，当网络把诗降成以“首”为单位的东西，一本诗集中可以发生奇异的粘连。遍选的过程是我和周瓒先确定各自的选本，最终的结果不是交集，而是这些诗作的合集。